本书首次揭示出中晚明时期理学学说和学派建构的一种重要模式，即“讲学须有宗旨，宗旨源于《大学》”，并进而指出这个模式主要包括改《大学》、拈宗旨、兴讲学三个关键步骤，即首先对极具争议性的《大学》文本进行重新厘定，然后根据新厘定的文本进行重新诠释，并从中概括出口号式的学说宗旨，作为一己理学学说的核心观念，再围绕此核心观念发展出新的理学体系，最后借助盛行的讲会组织和讲学活动来传播新学说。 本书价值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本书根据《大学》文本和诠释变动揭示出中晚明理学学说和学派建构的重要模式，有助于重新认识理学乃至儒学的内在自我更新机制，重新审视儒学经典在文本和诠释上的变动不居特性，这个双重可塑性正是其与时俱进而又价值长存的关键所在。 二、本书有关中晚明理学学者的讲学活动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群组织、知识交流和学术心得分享方式，同样也有助于了解在官...(展开全部)

本书首次揭示出中晚明时期理学学说和学派建构的一种重要模式，即“讲学须有宗旨，宗旨源于《大学》”，并进而指出这个模式主要包括改《大学》、拈宗旨、兴讲学三个关键步骤，即首先对极具争议性的《大学》文本进行重新厘定，然后根据新厘定的文本进行重新诠释，并从中概括出口号式的学说宗旨，作为一己理学学说的核心观念，再围绕此核心观念发展出新的理学体系，最后借助盛行的讲会组织和讲学活动来传播新学说。 本书价值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本书根据《大学》文本和诠释变动揭示出中晚明理学学说和学派建构的重要模式，有助于重新认识理学乃至儒学的内在自我更新机制，重新审视儒学经典在文本和诠释上的变动不居特性，这个双重可塑性正是其与时俱进而又价值长存的关键所在。 二、本书有关中晚明理学学者的讲学活动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群组织、知识交流和学术心得分享方式，同样也有助于了解在官...(展开全部)

勇所著《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以李材（1529—1607）为中心的研究》一书，以明儒李材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为中心，探讨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末，理学群体中新兴学说和学派的产生、传播、扩展与传承的模式，并着重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这种模式产生和运行的思想根源与内在动力。全书正文共七章，主要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宏观综论的方式，从理学经典《大学》的文本变动和诠释竞争切入，探讨中晚明理学学说和学派建构的理论根据；下编以李材的“止修”学说及其讲学活动作为个案研究，探讨理学学说和学派的传播及传承的社会化途径。

本书采取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式，具体考察阳明心学在历史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方式与影响结果。其主要研究途径为，探讨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前提与发生契机，指出阳明心学的实质特征与对阳明本人人生存在的意义，梳理出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士人精神生态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其主旨在于，揭示阳明心学为了解决明代士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主张，它由内在超越的个体自适与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两方面的内涵构成，目的是要解决自我生命的安顿与挽救时代的危机，而在历史的实际运行中，它却逐渐地向着个体的自适而倾斜，从而变成一种士人自我解脱的学说。本书所要取得的效果是，力争将明代的历史、哲学、文学诸文化要素融会贯通起来，使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的研究变成一种立体系统的研究。其意义在于，不仅弄清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实质联系与真实面貌，并为明代的历史、哲学与文学...(展开全部)

📚 本书采取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式，对阳明心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进行立体系统的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采取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式，具体考察阳明心学在历史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方式与影响结果。其主要研究途径为，探讨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前提与发生契机，指出阳明心学的实质特征与对阳明本人人生存在的意义，梳理出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士人精神生态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其主旨在于，揭示阳明心学为了解决明代士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主张，它由内在超越的个体自适与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两方面的内涵构成，目的是要解决自我生命的安顿与挽救时代的危机，而在历史的实际运行中，它却逐渐地向着个体的自适而倾斜，从而变成一种士人自我解脱的学说。本书所要取得的效果是，力争将明代的历史、哲学、文学诸文化要素融会贯通起来，使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的研究变成一种立体系统的研...(展开全部)

本书采取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式，具体考察阳明心学在历史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方式与影响结果。其主要研究途径为，探讨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前提与发生契机，指出阳明心学的实质特征与对阳明本人人生存在的意义，梳理出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士人精神生态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其主旨在于，揭示阳明心学为了解决明代士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主张，它由内在超越的个体自适与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两方面的内涵构成，目的是要解决自我生命的安顿与挽救时代的危机，而在历史的实际运行中，它却逐渐地向着个体的自适而倾斜，从而变成一种士人自我解脱的学说。本书所要取得的效果是，力争将明代的历史、哲学、文学诸文化要素融会贯通起来，使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的研究变成一种立体系统的研究。其意义在于，不仅弄清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实质联系与真实面貌，并为明代的历史、哲学与文学...(展开全部)

本书主要讨论明中晚期阳明学的学术思想与讲学活动性质的转变，并涉及其政治理想与现实情势间的落差，此落差对阳明学带来的影响。阳明学者常借各类讲会活动，传播其思想及于中下层士人，所以本书把焦点放在对当时士人有所影响的言论或思想趋向。所选择的阳明学者，多数是当时活跃于讲学活动的人物，尤其是泰州学派最受到注意。 阳明学于16世纪最盛，进入17世纪后转衰，所以本书的时代断限自1521年王守仁倡学始，至1627年东林书院被毁止。将此百余年的时间大略分作四期，藉由勾勒不同时期议题的转变，以及前后时期对同一议题的不同看法，借此了解阳明学在各时期的发展情形。另一方面，分析各时期阳明学者的政治理想与现实情势之间的辩证关系，以说明其政治理想的曲折转变。最后以东林学派受到阉党的禁抑告终。

随着君臣悬隔和宦官占据政治结构和权力运作的关键位置，明代中后期士人认识到宦官的显著政治角色，将影响皇帝的希望寄托在教化最能接近皇帝的宦官身上。作者从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教习机制、宦官教化用书编纂、镇守中官德政塑造等方面，论析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的具体行动与政治意义。由本书研究可见，明代中后期士人“得君行道”的理想并未衰退，经世之学并不因君权高涨与心学流行而无所表现；士人与宦官在政治文化中存在着遮而不显、隐而不彰的良性互动并日趋同一化。这将为明代经世思想史和宫廷政治史研究提供启发和参考。

《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以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的关系为论题，结合晚明社会思潮变迁，透过阳明学派的历史形成及其推展演进，考察并辨析阳明士子所展开的丛林交游，探讨阳明学派及其思想与晚明佛教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着重评述阳明士子不同类型的佛教观之内容及其影响、晚明佛教界对于阳明良知心学的不同评析、晚明儒佛交涉的内容及其广泛的思想效应，同时专题讨论了“阳明禅”与晚明“狂禅”之间的思想关系，最后则涉及晚明东林学派、蕺山学派等对阳明学派儒佛交涉现象的评议及其对晚明思潮、学风的影响。

中晚明良知学的走向是阳明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王阳明的二传弟子，江右思想家王塘南在良知学的“展开”与“转折”之间，开创出良知学的“调适”路向。此既体现在本体论上，又体现在工夫论上。在本体论上，不论是对心性本体的由体而用而体用合一式的理解，还是对心性本体与经验世界关系的中道诠释；在工夫论上，不论是对彻悟本体的工夫原则的把握、对先默识后敬存的工夫框架的建构，还是对研几与收敛这两种特色工夫的强调：皆是此种“调适”路向的丰富展现。由此形成了塘南思想集中晚明王学之大成、熔宋明儒于一炉的特征，从而奠定了塘南思想在宋明儒思想序列中的独特地位。